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茅海建教授新著《戊戌时期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》出版

发布时间:2021/05/14 10:26:33点击数:10设置

茅海建教授著《戊戌时期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》一书,近日由北京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本书是“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系列”之五。

 


在现代政治中,理论决定政策,其关系可谓紧密。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,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、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?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?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?二十三年来,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,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,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、鉴注核心史料、考察康梁以外最大的改革派——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,进入到戊戌变法的“深水区”——康梁的思想研究,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、由“由梁渡康”等方式,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“大同三世说”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、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、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,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。

作者简介

茅海建,1954年生于上海,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北京大学yg电子游戏官网教授。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次鸦片战争史和戊戌变法史,著有:《天朝的崩溃:鸦片战争再研究》《苦命天子:咸丰帝奕詝》《近代的尺度: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》及戊戌变法研究的多部著作。

自序

这本书的到来,完全是出自“计划”之外。

先是在2013年,我大体完成对“张之洞档案”的研究,准备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,即对戊戌变法进行总体叙述。然尚有一项前期工作未进行,即对戊戌时期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作一番清理。我准备为此花费一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。

然而,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多,不但没有能完成,反而是被迫中止了。我遇到了两个问题。

其一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所上条陈与奏折,提出的改革建策(即政策设计),看起来都是非常西方化的;但若涉及其政治思想,就不那么西方化,若再进入其学术思想,就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西方化的内容,甚至是轻视、反对西方的。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从康基本“中式”的学术思想到有小部分“西式”内容的政治思想、再到看起来非常“西式”的政策设计,如此迂回反转的思想流变,又该如何理解并解释?

其二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完成并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,其学说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熟知。但是,两书的内容只表明了康的思考过程,而不是最后的结论;只会使康成为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,而不会直接介入政治,尤其是高层政治。那么,康有为这般学术思考后所得到的最终结论又是什么?他不甘心于书斋与讲堂,致使他舞剑于政坛的原因又是什么?

以上的问题都属于思想史的范畴,我查阅了相关的研究,仍不能解决我的困惑。我的研究陷于瓶颈。

我长期研究政治史,对经济史与社会史虽有兴趣,但从未真正涉足。我从来也不去碰思想史,自以为“经学”与“西学”功力皆不足,尚不可去治晚清的思想史。然前途已到了尽头,不得不拐弯。我只能从政治史的老路上转过身来,脱鞋趟水过河,从头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,开始研究思想史。数年间也颇有“老来学吹打”之感受。

说起来也算是幸运。当我在瓶颈中不能转身时,看到了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进呈本的图片。于是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馆图书馆,查阅该进呈本,先后完成了《梁启超〈变法通议〉的写作计划、发表与结集》《梁启超〈变法通议〉进呈本阅读报告》两文,也就是本书的附篇。为准确说明《变法通议》进呈本的内容与意义,我又将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全部著述重读一遍。虽说是重读,但心中已经有了疑问,结果是大不一样。让我感到振奋的是,我从梁的著述中看到了康此期的重要思想“大同三世说”。

康有为在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春秋董氏学》中初步揭示其“大同三世说”的思想,我仔细查阅了一下,一共是十一条,语焉不详。梁启超在后来的著述,如《南海康先生传》(1901)、《清代学术概论》(1921)中皆清楚肯定地说明康在戊戌时期已有“大同”思想,并称康亦有其著述;但因康在《大同书》的著书日期上“倒填日期”,人们对于梁的这些说法也是将信将疑。然而,从梁启超的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》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等著述中,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“大同三世说”的思想。由梁渡康,正好合璧。我由此写了《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》,即本书下编第一章。

学术界称康有为受西方思想之影响,大多举“进化论”为最主要的论据,此中也牵涉到严复所译《天演论》的传播。我为此将康有为著述中的“天演”“进化”“竞争”的概念及其与“大同”思想的关联,大体查阅一遍,发现康本人并不了解西方“进化论”的真实含义,在许多地方更是望文生义。我由此写了《康有为与进化论》,即本书下编第二章。

完成以上两章后,大体可以解开我的困惑,我接手继续完成先前中断的研究——《戊戌时期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》,内容也大为扩张,即本书的上编。

此后的工作则是收尾性的。为了坐实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,我又将《知新报》《时务报》翻阅一遍,从康有为诸多弟子的言说中再次看到了“大同三世说”,并理解了康党在戊戌时期“从上”“从下”两套策略及其具体操作。由此我写了《戊戌时期康有为“大同三世说”思想的再确认——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》,即本书下编第三章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自然有着两个面相,一个方面是“中学”,另一个方面是“西学”;学术界言其“西学”者不太重视其“中学”的主体(尤其是对梁启超),言其“中学”者也不注视其“西学”的真相。若将两者相较,又是以何为主?且康、梁的“西学”内容究竟为何?由此我写了《中学或西学?——戊戌时期康有为、梁启超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之底色》,即本书下编第四章。我对康有为早期著作的完成时间颇有困惑,疑康后来多有修改,更兼我在康有为的讲授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学说,更能说明康在戊戌时期的知识水准与精神状态。由此我写了《戊戌时期康有为的“洪水说”“地顶说”“地势说”——兼论〈康子内外篇〉的写作与完成时间》,即本书下编第五章。

从上可见,我的研究或陷于瓶颈或临于突破,跌宕起伏不定;写作时更无计划,走一步是一步,全无章法可言——“山一程,水一程”;“风一更,雪一更”——山水间光脚行走,思想的挣扎处处可见。到了最后结集时,我面对的是一堆各自独立的论文,并无严格的前后次序和融洽的逻辑关系,且叙说的内容多有重复。我也无法将之完全打散,重写一遍,于是分了上编、下编和附编,只是作了必要的文字调整。为了帮助读者之理解,我将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思路,撮述于下:

一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经形成了“大同三世说”思想。根据康的说法,这一思想是由孔子创立的,藏于《春秋》《易》等经、传、史籍之中,以待“后圣”之解开。康正是“后圣”,凭借孔子学说之精神传受而有意于“创制立教”。

二、“大同三世说”的基本内容为“三世六别”:“据乱世”以“力”,多君制,又可分“酋长之世”和“封建及世卿之世”;“升平世”以“智”,一君制,又可为“君主之世”和“君民共主之世”;“太平世”以“仁”,民主制,又可分“有总统之世”和“无总统之世”(世界大同)。根据这一学说,清朝正处于“升平世”的“君主之世”向“君民共主之世”的过渡阶段;根据这一学说,“君主之世”的清朝必将灭亡,而成为民主国(“有总统之世”);中国也必将消亡,而实现世界大同(“无总统之世”)。

三、康有为一派在戊戌时期的基本策略分为两途:其一为“从上”,即通过上书来影响光绪帝,建立“制度局”“懋勤殿”之类的机构,康本人将通过这类机构来操控变法。这也是康从《上清帝第一书》至“百日维新”期间诸多上书所采用的策略。其二为“从下”,即通过办刊物、讲学、办学会等活动向士子们宣传其学说(“康学”),以能扩大其思想影响力,为“创制立教”建立基石。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以及湖南时务学堂中的活动,可视为该策略的运用。

四、康有为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所接触到的“西学”,主要是江南制造局、同文馆或传教士所译的西书及《万国公报》之类的刊物。他们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诸学说是不知情、不了解的。他们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去解读、去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,如“议院”“民主”等等。他们认定孔子的学说是高于一切的,已经包括了西学的全部精髓。康有为本人始终没有理解达尔文的“进化论”。他在各次上书中看起来相当“西方化”的改革建策,也只有形似。

五、康有为在“孔子改制说”“大同三世说”中特别强调孔子“口说”的意义,康本人也确实将其学说以“口说”传授其弟子。由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许多著述今已不存世,而存世者或多有康后来的修改。若要了解戊戌时期的康有为,须得解读其弟子当时的著述,须得细究其弟子的听讲笔记,须得参考其弟子的再传授。我从康门弟子黎祖健所录《万木草堂口说》和记录梁启超等人活动的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中所获甚多,以致我在解读康的“洪水说”“地顶说”“地运说”时,基本没有引用康的直接著述,而是主要依靠康门弟子的笔记与言说。

啰啰嗦嗦地写了以上的话,目的是自揭其短。本书之所言,我以为,尚还不可以作为定论。

本书原拟题为《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》,以示我研究的连续性。就研究方法而言,自然是考证,但所叙内容是否为“史事”?想来想去仍无把握。(思想自然能成“史”,但能否称为“事”?)由此而改题《戊戌时期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思想》。我这里所称的“戊戌时期”,以戊戌年(光绪二十四年,1898)为主,向前延伸到甲午战争之后,即战败后的中国朝野开始倡言“变法”之时。当然,对康有为本人的思想不免还须从头说起。我这里所称的“思想”,也有一些仍属于事功。本书引用清朝史料甚多,为避免纪年转换而造成的错误及行文混杂而引起的阅读不便,本书所言内容在清朝时期使用中国传统纪年,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,在中华民国时期使用公元,外国亦使用公元。

2013年年底起,我做了六年的思想史。目标似已达到,我也将回过头去重做政治史。六年中的顿挫顿进,又顿悟顿失,回旋转折反复,我个人的心态绝非可臻于“平常”,不免在行事与言辞上多有乖戾之处。由此敬请我的亲人、朋友、学生、同事与领导予以理解并原谅!也正是这段长达六年的生活中不显波澜、内心中颇多升降的日子,让我多次暗暗自问,历史是什么,历史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?

 

茅海建

201912月于横琴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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